四是与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携手共同出资500万元，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情系西藏―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建银投资奖（助）学基金，专门资助西藏优秀的贫困大、中学生完成学业。

也就是说，与其终生储蓄在银行里并希望渺茫地预期不断上涨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和日常生活的费用不至于完全侵蚀了他们微不足道的储蓄，不如以这微不足道的储蓄充当投资股市的本钱，反而是更富理性的选择。因为，儿子考上一家学费颇高的大学，大部分学费是用母亲炒股的收入支付的。

然后，只是当我们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并学会了独立思考之后，大自然的隐秘计划的其余部分才可能逐渐实现。我还有一项最重要的理由，是贝克尔说过的，关于市场生活，他说，市场生活最重要的功能不是让每一个人能追求更多的幸福，而是让每一个人能学会独立思考，借助于每日每时的自由选择实践。回想过去，没有股市的那些年代，她完全被命运摆布着，完全没有属于她自己的生活。友人的友人，据说是炒股专家，正通过手机指导东北某股民炒股。大众纷纷进入股市，是因为他们知道在那里承担风险至少有带来相应回报的可能性。

不过，当你终于学会了自由选择并终于开始独立思考之后，你要感谢市场，像康德那样感谢它，尽管它或许表现为邪恶，其实它是大自然的隐秘计划的一部分回想过去，没有股市的那些年代，她完全被命运摆布着，完全没有属于她自己的生活。特别是最近几年甚至有媒体所说的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的趋势。

目前，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已经大大偏离正常状态。第二段话：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最后一条正好是前面三条的反面，就是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压制。一些基本的自然资源短缺的程度越来越严重。

中国现在投资率越来越高，特别是21世纪以来，基本上处于45%～50%的水平，而消费比重就严重的偏低。它会造成我们跟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同时使自己的贸易条件变差，出口产品贱卖，还搭上了我们的资源和环境。

又比如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的比重也是偏高，但它的最高水平也没有超过35%。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环境的恶化。与此同时，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的情况近年来也十分盛行。不能不承认，这个挑战是很严峻的，所以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向天堂的反方向发展。

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经历过高成长的时期，成就了所谓东亚奇迹。我还是赞成有些经济学家说的，对好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一个是腐败的蔓延，另外一个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 如果上面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话，出路在哪里也就很清楚了。

这表现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而是由行政机关定价的或者受行政机关的影响，而行政定价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因为要素价格压低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而价格的扭曲促使了以浪费资源的方式进行生产。能不能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取决于各方面的努力，而这里面政府机构端正自己的行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怎样才能持续?近来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议论的热点。从财政收入看，各级预算的主要收入是生产型的增值税，生产型的增值税跟物质生产部门的速度是直接挂钩的，所以使得各级政府不能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上。

从立法的方面来说，数量是不少的，但是从一些基本的立法看来，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从宏观经济的深层结构看，可以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再比如土地资源，因为土地的产权不明确，依然是由各级政府自由裁量运用。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是货币的过量供应，而货币的过量供应又必然导致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泡沫的形成，通货膨胀即消费物价指数的上升或二者兼而有之。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过度投资而消费不足。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职能，这些职能都需要完善。

但是它给人的直接感觉是他们要收权，所以支出责任往上收、由更高级的政府部门来承担这一主张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从财政支出看，在前年财政部召开的财政体制与和谐社会建设国际讨论会上，一些学者提出了非常深刻的见解，他们说中国的政府支出结构现在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吴敬琏)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转型 市场经济 法治 。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套体系不能运转了。

所以我们必须尽力地防止出现这样的问题，防止我们大好的经济成长形势出现逆转。这里附带说一句，支出责任在中国通用的说法叫做事权，财政部门早就提出来了，事权过度分散，要更加集中。

环境的恶化更不用说了。这应不应当归罪于改革呢?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从经济社会生活的现象层面上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为什么会这样呢?经济学家们指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在县以下，而我国内地大部分县以下单位并没有正规的财政收入。

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以及其他的污染，使得有些地方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我们应当具体分析一下，看看我们碰到的问题，到底是因为市场取向的改革造成的，还是由于改革没有到位造成的。

就建设法治国家来说，它包含两个主要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执法。我曾经一再引用《双城记》开头一段狄更斯描述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西欧国家两头冒尖状况的话，指出中国现在情况的类似之处。

面对这样的许多问题，如果我们仍是头疼医头，扬汤止沸，而不是依靠改革建立有效的制度，恐怕很难解决得好。不受约束的权力会导致腐败，这确实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19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和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革作出的决定以后，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到了最大的一些国有企业，这个改革似乎就停顿下来了。严峻挑战来自何处 为了要解决上面讲的这些问题，首先要研究它们的根源何在。例如，中国的电信资费高得惊人，这是与行政垄断直接有关的。这就使情况有了一些改善。

所谓有限，是说它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而不是全能的，应当给市场提供秩序，提供条件，而不应当去处理微观经济事务，更不应当在市场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谓有效，是说它是廉洁奉公，办事有效率，低成本地提供公共产品。

难道应该以电信企业是国有企业为理由把这些企业置于《反垄断法》的调节范围之外吗? 怎么能够做到公正执法？独立司法，难度可能比立法还要大一些。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汇存底的大量增加。

比如，中国在大跃进期间投资率就达到30%以上。出路在于消除旧体制遗留给我们的遗产，建立起一个规范的市场体系。